基于指标评价体系的我国粮食安全演变研究

2019-11-11 08:24:37 2513次浏览

China.com/China发展门户信息国家以人为本,人民以食为天。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认为粮食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农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家、保障产能、适度进口和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粮食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应,是实施农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这充分表明党和政府对粮食安全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重视。

粮食安全研究依赖于定量分析,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的构建有助于从宏观趋势上分析和评价粮食安全。国内外对粮食安全有许多评价。2018年,《经济学人》信息部发布了《2018年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通过一个动态基准模型从四个维度对世界113个国家进行了排名:粮食购买能力、粮食供应能力、粮食质量和安全以及自然资源复原力。其中,中国排名第46位,属于中上游。Coates从粮食充足性、营养充足性、文化可接受性和粮食稳定性的角度建立了粮食安全评价体系。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从供给、需求、市场和库存的角度评估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并得出结论认为,2004年中国的粮食基本安全。宫茂只是从产前产后的角度,从粮食供应、粮食获取、粮食利用和粮食安全稳定性四个维度对中国的粮食安全进行了评价。马九杰等人从粮食和膳食能源供需平衡、粮食生产、粮食需求和粮食储备等角度建立了中国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张晓风从粮食生产、流通、科技和自然环境保护的角度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梵高采用“纵向逐级划分、横向逐级划分”的思想,选取粮食生产、需求、流通和贸易等相关指标来评价中国粮食安全形势。李文明等人选择了粮食自给率、粮食播种面积、粮食生产波动系数、人均粮食份额、粮食储备水平和贫困人口粮食安全状况六个指标,通过加权平均法建立了中国粮食安全评价体系。张远红等人从供给、分配、消费、保障效果、利用效率、稳定性、可持续性和监管力八个方面建立了指标体系。结果表明,中国的粮食安全水平相对较高。

粮食安全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涵。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内外粮食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粮食安全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新的目标。传统的粮食安全概念,即狭义的粮食安全概念,认为要确保粮食安全,就必须自给自足,通过高投入和高能耗增加粮食产量,尽可能多地储备粮食以确保粮食安全,并更加重视粮食数量安全。新时期的粮食安全概念,即广义的粮食安全概念,更加开放。人们认为,粮食安全应该在确保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实现粮食的营养、绿色、多样性和开放性。从生产方面来看,我们应该摒弃过去通过要素投入增加粮食产量的做法,而采用绿色生产的方法。我们不仅要实现粮食数量的安全,还要实现粮食质量的安全。我们还应该对资源和环境友好,确保食品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安全。在粮食流通领域,应实行市场化和政府监管,提高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和安全性。

以往对粮食安全指标体系的研究更多关注粮食数量安全,而较少关注粮食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已不能满足当前发展战略下的粮食安全评估。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粮食安全概念的新内涵和新目标,从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五个维度,建立了定量评价中国粮食安全的粮食安全评价体系,梳理了粮食安全的发展演变,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的不足和威胁,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粮食安全评价体系

定量安全指标的构建

粮食数量安全的重点是提高粮食数量,以确保粮食供应能力,解决人们“吃饱”的问题。数量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也是我国发展粮食生产的首要目标。本文通过建立包括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等绝对数量指标和粮食产量波动等相对数量指标的相对指标体系来衡量我国粮食的数量安全。

粮食产量的波动性。粮食生产受自然因素、市场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大,往往表现出一定的波动。粮食产量波动是衡量粮食生产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之一。粮食产量波动RT = (ytYT')/YT ',其中YT代表以T年为单位的粮食总产量,YT '代表粮食产量的5年移动平均值。

谷物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是粮食数量安全的基础。粮食播种面积越大,对粮食数量安全的保障程度越高。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反映了粮食科技的发展程度。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越高,粮食数量的安全程度越高。

人均粮食份额。人口增长对粮食数量安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只有确保微观个体的粮食安全,才能实现整体粮食安全。利用人均粮食占有量指标不仅能反映粮食总量的稳定性,还能反映粮食供给能力随人口增长的情况。

质量安全指标的构建

量化安全实现后,质量安全是新时期对粮食安全的更高要求。质量安全是指人们可以获得营养、健康、安全的食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解决“安全饮食”和“健康饮食”的问题。目前,衡量食品质量和安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①从食品质量本身的角度来看,食品质量和安全可以直接用堆积密度、水分、杂质和粗糙度等指标来衡量。(2)在此基础上,通过营养不良人口发生率和人均总热量摄入间接调查食品质量和安全性。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宣传程度,本文采用单位耕地面积农药用量来评价食品质量和安全。指数是负数。每单位耕地使用的农药越多,粮食中农药残留就越多,保证食品质量和安全的能力就越低。

生态环境安全指标的构建

食品生态环境安全的重点是食品生产方式的可持续性。中国的可耕地约占世界总量的10%,淡水资源约占6%,但它必须养活近20%的世界人口。资源不匹配,也不等于人口。长期以来,中国粮食生产主要依靠化肥的过量投入来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然而,这种方法对土壤和水造成了很大的污染,破坏了生态环境,威胁了食品生态环境的安全。本文从两个角度对粮食生态环境安全进行了测度:一是利用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和受影响作物的比例。

单位耕地施肥量。大量化肥的使用导致土壤酸化和土壤污染,严重影响农田生态系统,对粮食生态环境安全构成威胁。本文将单位农田面积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粮食生态环境安全的指标之一。

受影响作物的比例。病虫害和自然灾害反映了粮食农田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以及作物与气候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是衡量粮食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指标。受影响的作物比例与粮食安全呈负相关,即受影响的作物比例越高,粮食安全程度越低。本文用以下公式计算作物受灾率:日均损失=标准差/标准差× 100%。其中,rd代表受影响作物的比例,sd代表受影响面积,S代表总播种面积。

经济安全指标的构建

与粮食经济安全相关的主体包括政府、农民和消费者。一方面,粮食经济安全侧重于检查人们获得粮食的经济途径,解决了人们“买得起”粮食而农民可以从粮食种植中获得合理收入的问题。另一方面,特别是在我国,各种补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粮食的生产和供应,因此是粮食经济安全指数的一部分。尽管粮食补贴政策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但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国家财政支持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本文从政府财政支出、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民粮食生产净利润三个角度来衡量粮食经济安全。

粮食生产财政支出。中国对粮食生产实行全面的特殊补贴政策。由于缺乏专门针对粮食生产的财政补贴数据,本文采用国家农林水财政支出,按照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进行划分,即BF = f× SF/s,其中BF代表粮食生产财政支出,F代表国家农林水财政支出,SF代表粮食播种面积,S代表总播种面积。

粮食流通财政补贴。中央储备粮制度由中央政府规划,为粮食流通提供财政支持。由于粮食流通领域缺乏财政支出数据,本文采用国有粮食企业购买粮食的数量来代替粮食流通财政补贴。

食品价格。粮食价格反映了粮食的基本供求,与粮食安全呈负相关。粮食价格越高,粮食安全程度越低。本文用粮食零售商品价格指数代替粮食价格。

种植主要粮食的净利润。粮食种植的利润水平直接影响农民的直接收入和种粮积极性。本文用每亩主要粮食的净利润来衡量农民的粮食收入。粮食种植收入越高,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越高,粮食安全程度越高。

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衡量居民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恩格尔系数与粮食安全呈负相关。恩格尔系数越高,粮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越高,粮食安全程度越低。针对城乡恩格尔系数统计,本文采用城乡人口比例进行调整。恩格尔系数由e = ec × rc+ev × rv计算。其中,ec和ev分别代表城乡恩格尔系数,rc和rv分别代表城乡人口比例。

资源安全指标的构建

粮食资源安全侧重于审查资源制约下的粮食供应能力。粮食资源安全从单位粮食产量占用耕地面积和水资源量的角度进行评价。

耕地面积用于单位粮食产量。耕地资源是粮食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本文采用单位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来衡量粮食资源安全。单位粮食产量的耕地面积越小,粮食安全程度越高。

单位粮食产量利用水资源。水资源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基础。单位粮食产量耗水量与粮食安全呈负相关。单位粮食产量使用的水资源越少,粮食安全保障程度越高。

粮食安全指数的实证分析

数据源和标准化

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农药使用量、肥料使用量、灾区、财政支农支出、粮食商品销售价格指数、恩格尔系数、耕地资源和农业用水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有粮食企业主要粮食收购数据来源于《中国粮食发展报告》,每亩主要耕地净利润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入数据汇编》。

为了提高不同指标之间的可比性,本文对所有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去掉了维度和单位。对于阳性指标:xij ' =(xijminxj)/(maxxjminxj);对于负指标:xij' = (maxxjxij)/(maxxjminxj)。

重量测定

本研究采用变异系数法进行加权。变异系数法是一种客观的加权方法,它直接使用每个指标中包含的信息进行加权。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值的差异越大,实现指标的难度越大,指标的权重也越大。

cvj=sj/x−j,̅

wj=cvj/ ∑cvj .

其中,cvj代表指数J的变异系数,sj代表指数J的标准差,x J代表指数J的平均值,wj代表指数J的权重..

基于粮食安全评价体系,采用2000-2018年的指标数据,采用变异系数加权法进行加权。每个指数的权重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在粮食安全指数中的权重分别为30.66%、7.67%、14.54%、32.19%和14.94%。粮食经济安全和数量安全的权重最高,反映出中国高度重视粮食数量安全和经济安全,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忽视了粮食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安全。这也是中国长期粮食安全的客观反映。

中国粮食安全指数

基于上述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和权重,计算了2000-2018年中国粮食安全指数和五个子系统安全指数。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2000年至2018年中国粮食安全指数的变化

总体而言,粮食安全指数显示,2000年至2012年,中国的粮食安全有所下降,2012年后,粮食安全形势逐步改善。

从定量安全指数来看,中国粮食安全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近年来,粮食安全指数高于总的粮食安全指数。一方面,它支持粮食安全的一般指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粮食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安全。

从质量安全指数和生态环境安全指数来看,二者与食品安全指数的趋势基本相同。近年来,食品质量安全指数和生态环境安全指数逐步提高,食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水平有所提高。

从经济安全指数来看,中国粮食经济安全指数自2000年以来逐年下降,经济安全指数自2013年以来一直低于粮食安全总指数。经济安全指数的演变是丰富而复杂的。这不仅包括国家对粮食财政支持的影响,还包括农民的低收入和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

从资源安全指数来看,从2000年到2012年,中国的粮食资源指数呈下降趋势。2012年后,粮食资源安全指数逐步上升并保持稳定。

中国粮食安全趋势的演变

通过建立粮食数量安全指数、质量安全指数、生态环境安全指数、经济安全指数和资源安全指数的雷达图(图2),分析了2000-2018年中国粮食安全的发展阶段,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图2 2000-2018年中国粮食安全内涵的变化

从2000年到2006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粮食生态环境安全和粮食质量安全水平高,而数量安全水平低。现阶段,国家出台了大量惠农政策、购储政策和科技政策,不断提高要素投入水平,不断提高单位耕地面积农药化肥使用水平,但总体水平较低,粮食产量波动较大,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较差。

2007年至2012年,发展不平衡:粮食资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突出,而生态环境安全和质量安全是短板。现阶段,单位耕地上农药和化肥的施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生产要素的高投入保证了粮食数量的安全,但生态环境和质量的安全继续下降。粮食生产呈现“重质量”的趋势,突出“三农”问题。

2013年至2018年,均衡发展阶段: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质量安全和资源安全均衡发展正在改善,但经济安全形势继续恶化。现阶段,单位耕地上农药化肥施用量呈下降趋势,食品生态环境安全和质量呈良好趋势。然而,粮食经济安全状况继续恶化,这需要高度重视,主要是因为农民种植粮食效率低,土地流转复杂而困难,以及粮食储备高造成的财政负担增加。总体而言,国家粮食安全指标初步呈现均衡发展趋势。随着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调整和粮食政策改革的深化,粮食经济安全必将得到改善和加强。

中国粮食安全存在的问题及隐患

可耕地和水资源稀缺,高投入粮食生产方法不可持续。

耕地和水资源短缺是我国粮食安全的一个刚性制约因素。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耕地减少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据统计,2017年中国人均耕地仅为1.46亩/人,比世界人均耕地(2.89亩/人)少1.43亩/人。与此同时,粮食生产成本的“下限”不断上升,粮食价格的“上限”不断下降,粮食生产收入逐年下降。2016年,谷物种植将会减少。农民和大规模家庭对耕种的热情将会降低。非农化现象将日益突出。租金将被收回,耕地将被严重放弃。未来,“谁来种粮食”将成为粮食安全的一大隐患。

淡水资源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命线。为了生产同样数量的粮食,中国农业用水是美国的两倍。淡水资源的短缺和水资源的低效利用不能保证稳定的食物供应。

中国的高投入农业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粮食数量安全,但也对粮食生态环境和质量安全构成威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和消费国。虽然合理使用化肥可以提高目前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但大量或过量使用将进一步恶化土壤和水体的生态环境,降低未来的土地生产力,对粮食生态环境的安全构成威胁。过度使用农药造成的化学污染将残留在作物中,并在食物链中积累,对食品质量和安全构成威胁。

粮食流通领域的财政负担沉重,粮食成本高。

中国粮食库存高,大量政策性粮食储备使财政负担过重。以大米为例,中央政府直接补贴每吨260元一年的仓储费(包括约50元的采购费、80元的仓储费和130元的利息补贴);一年以上后,有必要继续支付保管费和利息补贴共约210元。根据每吨大米两年的平均储存时间,每吨大米由国家补贴470元。根据目前储存的1亿吨大米计算,全国财政支出超过470亿元,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

在中国现行的粮食收储制度下,粮食的最低收购价加上巨大的粮食仓储费使得轮换粮食的价格更高。一方面,这不利于粮食储备的消化;另一方面,中国粮食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价格优势,大量外国粮食涌入中国。根据海关和行业统计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到2019年,中国每年的粮食进口量将达到1亿吨以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包括大豆、小麦、玉米和其他粮油作物。据中国农业部统计,2016年中国粮食进口量达到1.16766亿吨,比2006年的3731.8万吨增长208.8%。同时,净进口量从2006年的2993.4万吨增加到2016年的11275.5万吨,增长283.7%。这导致了“新粮入库、旧粮进口、外粮入市”的恶性循环。

粮食种植结构与消费结构不匹配。

在新的时代,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更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和不足之间的矛盾。居民的食物消费不断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而是“吃好”。对安全、绿色、环保、营养食品的需求从“千分之一人”、“千分之一米”不断增加到个性化需求。目前,中国优质绿色农产品供应不足。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国存在粮食供给总量过剩、部分不足的风险。就口粮而言,中国目前的口粮绝对安全,不是“短缺”,而是“质量差”。2015年,口粮需求为2.03亿吨,实际产量为3.41亿吨,粮食安全程度达到168%。小麦、大米,特别是玉米和其他散装谷物的阶段性过剩是显而易见的,库存也很高。然而,优质小麦(如低筋面粉、高筋面粉等)的短缺。),小杂粮和优质大米需要通过进口进行调整。在饲料粮方面,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中国人的消费结构已经从主要的粮食消费转变为肉、蛋、奶等消费,蛋白质饲料粮缺口较大。

总的来说,我国各种粮食品种的自给率相差很大,“太多,太少”。粮食生产供需结构性错位是未来粮食安全的一大隐患。

居民膳食结构不合理,食物浪费严重。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外出就餐的比例增加,饮食结构发生变化,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摄入量增加,导致肥胖等慢性病的增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城乡居民平均外出就餐率为8.2%,糖尿病患病率为2.6%,居民超重率为17.6%。2012年,中国城乡居民平均外出就餐率上升至9.8%,糖尿病患病率上升至6.8%,居民超重率上升至30.1%。

食物浪费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另一个主要威胁。从食品加工方面来看,食品加工业的广泛发展和对“细、细、白”的过度追求不仅造成了大量的食品浪费,而且使食品营养在加工环节中流失,过度加工导致对国家营养安全的威胁。从食物消费的角度来看,2013年至201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仅中国城市餐饮业的食物垃圾每年就达1700万至1800万吨,相当于每年3000万至5000万人的口粮。

保障粮食安全的策略与建议

确保粮食安全应与中国的宏观战略相结合。在实施农村振兴、健康中国和供给侧结构改革等宏观战略的背景下,在保持绝对安全的口粮底线的同时,努力建设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效和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体系,是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的最高目标。

在农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粮食种植者的利益应该得到保护。实施农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粮食安全和粮食供应。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耕地红线,保护淡水资源,弥补农村落后基础设施的不足,为粮食生产提供充足的必要条件。同时,积极推进土地流转,聚集土地生产要素,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技术生产效率。保障粮食生产者特别是小农的利益,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基本保障。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应建立营养、健康、安全的现代农业体系。加快农业生产要素聚集,促进农产品规模化、品牌化和标准化生产,是实现营养、健康和安全的关键环节。推进农村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融合发展,以新兴农产品加工业为目标和支撑,以创新为战略转型方向,集聚高端创新要素,构建高附加值、高营养、健康的农产品供给体系。

推进市场化改革。处理好政府监管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国际市场压力下推动国内粮食生产转型和技术优化,提高国内粮食竞争力,是我国粮食安全体系建设的关键。因此,要加快粮食收储体制改革,鼓励多主体储粮,统筹政策性和市场化采购,加大对粮食加工企业和多元化市场主体入市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流通健康发展。逐步建立适应中国粮食市场特点的社会化储备粮服务机制,激发市场活力,合理消耗当前多余的储备粮,适当支持生物质能的加工转化;借鉴玉米市场改革的成功经验,对水稻、小麦等高库存粮食作物进行市场化改革,市场定价和价格补偿相分离。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管体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在居民消费需求的引导下,农产品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正在被迫进行。通过引入市场力量,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的生产模式,订单农业得到积极实施,改变了政府对农民“按订单收粮”的局面。通过价格机制,引导农民优化种植结构,减少剩余粮食品种种植面积,提高优质农产品供给,满足当前消费者多样化消费需求,推进粮食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

充分发挥科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术”的作用,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依靠科学技术确保粮食安全。(一)确保耕地资源,特别是优质耕地资源不受侵犯,依法划定基本农田,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确保6亿吨粮食生产能力的稳定和提高。(2)大力支持农业科研和教育,积极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提高科技进步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3)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和稳定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加快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4)产学研结合将提高关键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使现有科研成果能够有效服务于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五)实施粮食科技配套政策,确保科技高效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作者:崔明明,中国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聂长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对《中国科学院学报》的贡献)

湖南快乐十分 500万彩票网 百乐博体育 11选5投注 幸运28购买